太原市城中村

    人口比例倒挂

    道路缺乏规划

　　盗抢案件频发

　　转租房难实名登记

　　治安维护难度大

　　人员摩擦密集发生

　　“拿好手机、iPad……”10月20日7时30分，白领张文慧清点完每天必带的“贵重物品”，叮嘱女友把钱包拿好，最后将房门反锁，匆匆踏上上班的公交。张文慧是太原市小店区一座城中村的老租户了，去年经历过家中失窃案件后，他谨慎多了。

　　频频失窃、小摊主摩擦、实名登记遭房东和“二房东”踢皮球……像张文慧一样，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，往来于城中村这片城市的价格洼地，生存着。原本1000多人的村落，容纳着三四万人，村民与流动人口比例严重倒挂。住房、饮食、娱乐，生存需求与日俱增，人员摩擦密集发生，社会治安问题随之而来。

　　省委书记王儒林近日在太原市调研时指出，今年1—9月，太原市受理城中村治安案件54707起，占全市案件的55%。城中村已成太原市城市治安的重灾区。10月20日，记者近距离走进太原市某城中村探访。

　　1 村民两三千人流动人口就有三四万

　　“这里是我在这个城市落脚的第一站。”本科毕业后，张文慧在太原高新区一家科技企业做白领，他和女友一起租了一间房，成为城中村里的一名流动人口。一栋两三层的小楼，分成若干个独立的房间。一间房里住着一户人，张文慧就住在这样的出租房里。这是太原市城中村出租房的典型模式。

　　在张文慧的概念里，城中村的出租房是另一种廉租房。居住在这里的人，大多怀揣梦想，却囊中羞涩。在省会城市的这片价格洼地里，大家你挤我、我挤你，只为低成本地生活。城中村每天都在赶集，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，村里始终熙熙攘攘。

　　二三十年前，村里仅有1000多口人。那时，这座城中村还是村。现年55岁的村民李明辉还记得，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城市的脚步逐渐来到了村口，各类商贩接踵而至。村民们逐渐出租空闲的房屋，同时农村户口也金贵起来。比如，村里姑娘出嫁，不迁走户口反而要带来女婿的户口。

　　如此多年之后，村成了城中村，村民人数也成了之前的两三倍，达到两三千人。但是村民的增长远远比不上流动人口的增长，李明辉粗略估计，在他们村的流动人口，大约有三四万人。或者说，这座城中村村民仅占全村住户的一成，外来人口达九成，人口比例倒挂状况十分严重。

　　2 偷盗案件频发让人总得防着点儿

　　站在城中村出租房这个起点，张文慧常常仰视四周的高层住宅。“攒足了首付，我们就搬高层。”他说。

　　不过，去年冬天的家中失窃案，一度让张文慧的首付计划搁浅。

　　2013年12月20日恋爱纪念日前夕，张文慧花5000多元为女友买了一部i-Phone，女友如获至宝，在出租屋的楼道里使劲儿显摆了一番。“我说不用充24小时，直接用就行，她非要放在家里充。”提起此事，他仍责怪一旁低头不语的女友。最后，手机和充电器连同包装一并不翼而飞。生气争吵过后，张文慧说要不再买一部吧。女友内疚，说算了吧，旧手机还能用。本来这钱是应当存入首付计划的，现在存也没存成，手机也没了。张文慧咬咬牙，刷信用卡又买了一部3000元左右的三星手机。这一次，女友没敢再显摆，只是叹气。“不敢再买iPhone了。”张文慧说，住到城中村3年了，左邻右舍闲聊中，被偷盗总是绕不开的话题，大家也报警了，但大多不了了之。他所住的三层楼共24户人家，3年来，仅听说的被偷盗案件就有五六起。丢失的东西，以笔记本电脑、手机、钱包、电动车等为主。

　　3 小团体对抗稍有不慎就会上演

　　城中村一车宽的街道两旁，商铺林立。

　　日租房、面皮店、棋牌室、网吧、小宾馆、小洗浴中心、干果蔬菜铺、量贩KTV，各式营生夹杂，各种人员混行。商铺多，人员多，活动就多，摩擦就多。

　　吕梁籍农民工刘小锁的水果摊也在这个城中村。几年前，在堂兄的带领下，他才有机会来这里谋生。“摊位是哥哥（堂兄）给找的。”他说，“哥哥在这村里开火锅店好几年了，和村里人熟，朋友也多。”有一次，因为水果恶意竞价，刘小锁和隔壁摊主吵了起来，双方互不相让，都骂了脏话，但让人窝火的是，对方扬言要把刘小锁赶走。“说实话，我挺害怕的。”刘小锁说，对方毕竟是本地人呀。晚上，他的摊位架子被人推倒，摊面一片狼藉。堂哥听说后，迅速组织了厨师、男服务员、建筑工老乡以及本地朋友，帮刘小锁撑腰。对方看到这个架势，也服了软。“要不是我哥哥，我挨打不说，肯定也干不成了。”刘小锁承认，双方各让一步，一场恶斗最终得以避免，但他也意识到，对方其实也有“两把刷子”，在城中村这个地方，千万别轻易惹谁。

　　深夜，整个太原城里，城中村的人们总是睡得比较晚。随便一家小饭店、KTV或是棋牌室里，顾客都络绎不绝。一桌白领旁边，往往是几个喝着“53°红盖汾”的农民工，农民工隔壁，或许是一对正在互相喂食的在校大学生情侣；KTV、棋牌室里，人们用各色的方言唱着、吼着……

　　稍有言语不对，类似刘小锁那样的“小团体对抗”就会上演。

　　4 缺乏规划迷宫式道路一般人难辨

　　很多方面，城中村甚至要比城区的小区功能还健全。比如，附近城区的小区居民，常常要去城中村买生面、改裤边、修鞋等。但同时，城中村却是严重缺乏规划的区域。张文慧反问记者，这样混杂的地方，治安秩序能好吗？

　　城中村不仅商铺林立，门脸还都相似。第一次走进这个城中村，道路狭窄，岔口颇多，人车混行，若不是方向感强，记者真会在如此迷宫式的道路上找不着方向。“有人偷了你的包，瞬间就会找不见人。”张文慧说，同学第一次来自己租住的城中村找他玩，他总要到村口去接，还要沿途提醒重要标志物，要不担心同学绕晕了。“据我所知，我们村出租房大部分都安了监控，我家的也安了。”城中村村民李明辉表示，这是因为近几年城中村偷盗等治安案件频发的缘故。他同时也承认，监控仅限于出租房门口和院子里等区域，阡陌交错的城中村公共区域，并没有安装监控设备，“那是一笔巨额投资，谁愿意花钱弄？村集体也不会。再说，维护起来也费劲。”

　　不过也有“榜样”。太原市小店区坞城村，是省城最早被开发的城中村之一，村里有40多个出入口。今年5月，该村村委会治保主任于海垫付资金318万元，在村里安装了407个模拟高清摄像头，打造了太原市首个城中村“天网”。在坞城村，摄像头大部分安装在主要路口、出租屋和日租房、小旅馆门口，基本实现了无盲点、无死角、全覆盖。其后3个月里，坞城村治安警情下降60%。

　　依靠坞城村的“天网”，民警不仅能够侦破类似张文慧手机被盗案件，还能解决类似刘小锁遇到的纠纷。比如，民警依靠“天网”，村里丢的电动车找回来了，小偷被绳之以法；村民和租客因故打斗中有人骨折，其后，没人承认谁先动手，最后监控说明了真相，纠纷因此化解。

　　5 不少房转租实名登记遭遇执行难

　　和很多村民一样，李明辉也是房东。他还借鉴其他村民的做法，将三层自建房共30间，悉数委托给他人代理出租。这个代理人，即“二房东”，一次性支付房东一年的房租，随后再转租给散客居住。这样就有了常见的城中村日租房、小旅馆等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房东要求“二房东”必须做到入住客人持身份证实名登记。

　　不过，城中村租房生意竞争也十分激烈。刘小锁回忆，近几年，出租房条件逐步提升。以往，只是提供床、简单家具而已，后来逐步发展到提供电视机、淋浴。目前，不少出租房还提供免费wifi。行经城中村，类似的租房广告招牌随处可见。

　　在这样的条件下，“二房东”履行实名登记的主动性会减弱。“租房是要登记，但不一定非要身份证呀。”张文慧说，比如，“我的同学从外地来太原玩，我帮忙给开房，只需要给房东（实际上是‘二房东’）说一声就行了，房东一般都给面子的。”

　　李明辉说，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村里人，之所以把房子交给代理人出租，原因有三：一是稳拿房租，避免房租竞争带来的不利因素；二是转嫁租房安全风险，避免因为租房出事而带来的麻烦；三是图省事，不用每天守着出租屋，节省出来的劳动力还能打打零工，挣点儿零花钱。

　　以上三条，一、三条能如愿，但第二条往往事与愿违。李明辉承认，尽管将房子委托给“二房东”，并签了协议，按了手印，但出了事，他还是跑不掉。有一年冬天，“二房东”因为把关不严，让一名卖淫团伙头头租了房。随后，头头又带了数名卖淫女租住。“一到半夜就太吵，连邻居租房的人都受不了了，直接报了警。”他说，警察来了，“二房东”却跑路了。尽管后来经过软硬兼施，代理人回来了，但作为真正的房东，李明辉仍难辞其咎，在派出所里“好好学了学法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法律专业人士看来，将房子委托给“二房东”出租，并不是降低了租房风险，而是加大了租房风险。一个显而易见的隐患是，“二房东”是个人，而不是企业法人。正是如此，“二房东”随时能够跑路。而实施实名登记这件事，却在房东和“二房东”间皮球似的被踢来踢去。此外，城中村网吧也存在类似的情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警方办案难度自然增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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